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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堅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一己之见,谈谈好诗   

2015-06-20 12:17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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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己之见,谈谈好诗

  

 

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。一首诗的“好”也是超越语言的,用汉语、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,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,在他看来,“蒹葭苍苍,白鹭为霜”是最高之诗;一首诗的“好”也是超越历史的,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“好”上从来没有进步过,也许语言形式不同,好还是那个好。直到今天,我们依然觉得《诗经》是好诗、李白是好诗,杜甫是好诗、苏轼是好诗、迪金森是好诗,萨福、毕肖普、RS托马斯……是好诗。

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,止于至善。无论发表,获奖、走红、被翻译、被评论……都是无效的。这不是诗歌事业,仅仅是较低级的世俗生活的成功,世俗生活不需要面具,它在世俗上是光明正大的,而通过诗获取世俗的成功总是猥琐、不自信、必须不断辩解。

一首诗的好并不虚无。阅读经验是一个照妖镜。好诗不朽,只是每个时代说法不一样,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,进入过去,也进入将来。好诗为逝者而写,诗向死而生。

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时代都用它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永恒的“好”说出来,或者解释,或者暗示。解释者自信自己有神的本事,暗示是一种宗教态度。“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,杜甫要使之哭泣的是风雨、鬼神,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宗教态度。

每个时代、每个民族都在通过某种语言一再重申着所谓“世界之最高意义”。生命为何值得今天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们再次活过?宗教、哲学、艺术、诗讲的都是这回事。某些宗教讲来世、彼岸,但这个彼岸、来世却必须通过现世的好才能抵达。

所谓终极价值,汉语讲得最清楚,就是只能在文明中觉悟,文明就是用语言照亮。希腊讲智慧,基督教讲神明,还是隔了一层,智慧、文明都是说法,不如汉语讲文明,诗教,一语中的。

生命之意义,汉语早就明了只能通过文明,而无法通过概念、逻辑来分析、定位。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文明就是非常道。文就是诗。将文理解为工具还是存在,这导致文明的殊途。

生命之意义,存在之价值、此在之必要,只有通过语言的场才能阐释、感悟。观念化、概念化的解释无法抵达,这也是一个经验,所以爱智的民族也崇拜诗歌,而且越来越迷信诗歌。

在中国,诗就是教堂。文明,文就是教堂。教堂,人人都可以进去,人人都可以阐释。兴观群怨,多识,就是教法。但与教堂不同,文是先验的,敞开的,不知既定的观念,每个人都可阐释,师法造化自我说法。诗近于宗教。但宗教只有一部经典。诗却是一种自由,天然的民主,每个人都有可能通过语言师法造物主,创造诗经。决定你是否是诗人的不是君权神授,是语言。这是诗的世俗性,也是它容易被打着各种旗号复习陈词滥调的原因。

    诗人的师法造化是否被“引出万物者”(神)接纳,神是否认同,不是诗人可以决定,而是诗可群。群就是团结,团结有范围,有层次、有淘汰、选择,不群的诗就要被孤立,淘汰。群也是有层次的,精英是一种群。大众是一种群。团结精英的诗与团结大众的诗只是团结的范围、力道不同。比如奥古斯丁对经典的阐释,团结的是精英僧侣。而路德则广泛得多,路德的阐释团结了那些不识字的人。他们都是好的。

好并非僵硬的道德判断。好,是在易经所谓的“生生之谓易”上。正像好这个字在汉字里面的原始结构,为女子两字组成,女子,就是能够生育。好就是知白守黑,有无相生,好是能够使生命活泼泼的、地久天长那种东西。好不是观念,好可以在经验中感觉到,被记忆储存。

一首好诗,就是那种通过生生着的诗。这几行已经摆在那里,但并不是一首诗的结束,而是一首诗的开始,生生的开始。生生,因此诗才需要阐释。不能召唤阐释的诗不是好诗。阐释不是为一首诗暗藏的观念的定位。而是被这些语词的有无相生的丰富假设可能性。它可能说的是这个,也可能说的是那个。在这种对可能性的盲人摸象式的阐释中,一首诗敞开着它的场。就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,这些阐释都是失败的,只是另一次阐释奠基而已因为原在者(那首诗)具有不可阐释的定力、魅力、召唤性、诱惑性。

诗的魅力导致阐释的焦虑,无解。

所以,隐喻是一种简单的诗。一旦我们明白A所暗示的B,   这首诗就结束了。这种阐释是做字谜游戏。某些诗貌似深刻的诗,其实只是我们暂时不知道谜底而已。

修辞的隐喻和诗原始的、宿命性的隐喻是两种隐喻。我反对的是前者。

语言本身就是象征性的。面具并不是人,我们用面具写作。古代诗人知道面具已经是阐释的开始,不必再指鹿为马。面具后面是一摞面目模糊的面具,这就是今天世界诗歌的隐喻游戏。被阐释为深刻。而原始的隐喻是肤浅的,直接贴在巫师们面部,我们很容易回到他们的真面目。就像法国跳蚤市场里的非洲面具摊,那些现代面具模拟了非洲风俗,却完全不顾这些面具戴在那一张脸上,其实它们已经没有面部的具体尺寸。而每个面具在最初都是根据具体的脸被创造出来的。纹身,不是抽象的,而是在一个一个具体的身子上刻画。

若问一首诗的“好”究竟是什么,我只能读诗给你听。无法像谈论一部电影或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谈论一首诗,诗是不能转述的,不能说有一首诗,它讲了什么什么。一首诗就是一个语词的场,像寺院、教堂那样的场,每一个词都在生成着。好诗必须由读者自己进入,置身于诗人所创造的语词现场,才能感受到那种“好”。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”,在时间中积累起来的阅读经验会告诉你,什么是好诗。如果世界上只有一首分行排列的东西,那就无所谓好坏了。就像行为艺术一样,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,说不出好坏。诗必须比较,放在书架上,放在经验里,我们才能说出什么是好诗。是的,你不看书,但你不能没有语言,对吧?你知道什么是指桑骂槐,指鹿为马。诗就是指鹿为马。“觉悟”到什么是诗,必须在场,语言之场,这与文学教授的关于诗是什么抽象概念,ABC不一样。

“它打动了我”,常常成为人们喜欢甚至感谢一首诗的理由。我承认打动的重要性,但打动却不是我所说的那种“好”。是被诗打动,还是被语言的小花招打动,被一些意思、观念、结论、某种抗议、媚俗、哗众取宠、奇谈怪论、段子、噱头……所打动?这种打动能否穿越时间,一直打动?当种种呓语随时代变化而烟消云散的时候,我们依然为屈原李白们感动。

诗创造着文明,文明也以诗的方式塑造着诗、选着诗。为什么是苏轼陶潜李白王维杜甫而不是曾经走红张三李四,这也是诗。

孔子说,诗可群。群就是共享、团结。诗在开始的时候就是要团结那些在黑暗中害怕着、盲目着的野蛮愚昧孤独的原始之人,唤醒他们本能的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诗是一种唤醒的魅力,人在文明中团结起来,成为民族。团结、共享向善的经验,是之谓“生生之谓易”。宗教也是团结、共享。

诗的共享在于语言的魅力,有持久的魅力,也有昙花一现的魅力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种时段,短时段是新闻,中时段是时代,长时段相当于永恒。诗的共享也是有不同时段的、不同范围的。走红一般是短时段,具有新闻性。好的诗会不胫而走,不好的诗比较尴尬,诗出来还要辩解、自我营销。但是诗的困境也在于,共享的空间每首诗是不一样的,唐诗三百首也不是每个读者都可以共享的。不好的诗喜欢辩解。(形容词的本质就是辩解。)好诗不需要辩解,有已经屹立于时间的好可以参照。不好的诗只是自圆其说。现在的风气是,不好的诗喜欢讲百花齐放,不讲经验。回避经验是20世纪的风气,因为经验是照妖镜。好不好,读者是有一把尺子的,我相信。

语言可以大众化,自由诗是现在世界各国诗歌的主流。但好诗一定是惊风雨泣鬼神的。我以为一首好的诗就像塔一样,塔基广大,很多人有感觉,被打动,可以进入,但诗真正的核心,它要表达的最隐秘的部分,是一层层往上升的,读者经验的深度不同,对诗的领悟也就不同,就像禅修一样,只有时间和经验能让你进入深处。像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,可以说是废话,什么也没说,陈述事实而已。但读者若是有禅意的人,就会明白,这首诗不是那么简单,所谓“大巧若拙,大音希声”。

诗不是一目了然的标语、广告。虽然现在许多广告在模仿诗。廉价地厕身于诗歌刊物。

今天这个世界,方方面面都在与时俱进,进步的方向很简单,就是科学、技术、贸易领导的全球化。本雅明谓之灵光消逝的时代,一切都在复制、技术的,数字的。只有诗,依然是一门古老的手艺、一种语言的巫术。今天诗人写作的方式和诗经时代的作者是一样的,还是要象征隐喻,要赋比兴,要兴观群怨……读者阅读的路径和诗经时代进入诗的路径也是一样的,无法另辟蹊径。这正是诗的独特魅力。

诗守护着文明,诗是唯一可以改造席卷全球的同质化大潮的暗流。诗总是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,回到起源、母语、回到他的部落、图腾。诗人是每个民族天然的民族主义者,语言是全球同质化最后的屏障。同质化吞没世界,只有诗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、我们的根基、我们的文明、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。

读者也是必须是诗人。待召的诗人。诗是灵魂和灵魂的相遇,是心心相印。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,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接受知识。诗是对无的召唤,有无相生,文明因此生生不息。如果读者心中对“无”毫无感悟,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,他就无法进入诗。诗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。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选者自己就是一位诗人,他与好诗心心相印。

现在的读者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群体,既有眼光比较高的,也有只是凑热闹的。某某的诗很受欢迎,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喜欢,不能唯读者是从。至于“走红”,那是衡量明星的标准,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。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“走红”的诗人,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,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,他在世界上有读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,60年来他一直有粉丝,60年后他还会有读者。

我特别尊重中国当下那些持续写作30年以上的诗人,走红一年半年很容易,昙花一现的事情多了,但30年来一直写,一直有读者,尤其是中国读者,看看我国的那种超市般的书店,你就知道读诗和四十年都有人在读他们的诗的人们是多么了不起。这一点,我想是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那类世界里的诗人无法想象的。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、无病呻吟、不值得严肃读者认真的形象。当代新诗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诗、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。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、中正、朴素、安静。最重要的迹象是,新诗在走向深厚。孔子说,“有恒产者始有恒心”。当年郭沫若在文革中曾批判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。他没有意识到“地主阶级”,也意味着杜甫是持久的诗人。如果“地主阶级”是一种隐喻性的阅读趣味,那么新诗现在的读者是有恒心者,而不再是“走红”。“走红”对新诗来说,是一种落伍的情况。诗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性知识(东方神秘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),而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写作和世界诗歌同步。这个同步非同寻常,中国当代诗人普遍置身于一种历史罕见的拜物教语境中,生计严峻,但他们依然创造了那些魅力非凡的语词。

诗人的“走红”只会在语言里,而不会在语言之内。诗内部的一语中的就是诗的走红。如今,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,被媒体发现,马上变成新秀,喧嚣明星起来,很恐怖。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,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作秀的行为艺术,只有抢到眼球才是好诗,走红不就是媚俗的成功吗?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“百花齐放”的时候,如何树立和建立诗的“金字塔”非常重要。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,这不是对诗的要求,是对世故的要求。盼望走红,后面藏着非诗的功利主义。焦虑,诗难道是焦虑的吗?世界永远焦虑,诗却是一种定力,每个时代都是,焦虑不安的晋,出来个陶潜,悠然了。   

平台足够了,但如果缺乏有公信力的选择,只是猎奇、鼓励走红,只会遮蔽好诗。将经验中的好诗与今天的诗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,比如《诗经》中的好、新诗中的好、译诗的好是如何之好,这会有许多话可说,一比较的话,读者就会发现,《诗经》不是首首都是长时段的,而新诗虽然不过一百年,也有那种长时段的“好”在。

 

20156月20日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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