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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堅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关于《印度记》答诗人唐不遇  

2014-12-03 08:05:00|  分类: 军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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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印度记》答诗人唐不遇 - 于坚 - 于堅

 

 

 

关于《印度记》答《南都周刊》记者、诗人唐不遇问 

 

印度沉浸在古老的黑暗中

 

  唐不遇:在《印度记》之前,你就多次写到印度,写到恒河沐浴的狂欢。这次终于踏上去印度的旅程时,你带着什么样的期待?

于坚:好像也没有什么期待。我以前看过照片上的恒河沐浴狂欢情景,原以为印度是很遥远的地方,但是从昆明坐飞机到印度加尔各答,两个小时就到了。对昆明来说,印度其实很近。昆明在中国是很边缘的地方,但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亚洲的中心,去哪个地方都好像很近。我是夜里十点到达印度的,没想到印度是黑暗的,好像整个大地和城市都沉浸在一种古老的黑暗里面,让人感觉那不是个灯光灿烂的地方。机场的灯光也是比较阴暗的。到加尔各答以后,发现道路也是凸凹不平的,建筑也是古老的样子,有点穿越时间隧道回到历史的过去的感觉。

 

唐不遇:你曾说过,“黑暗的深度决定了灿烂的程度,最伟大的诗人是那些与最黑暗生活为伍的人,同时也因此最为耀眼。”《印度记》的始和终都是黑暗:开头是加尔各答的黑暗,结尾是瓦拉纳西的黑夜。你是有意如此结构吗?

于坚:这个倒没有。我的写作是比较率性而为,比较自然的。但肯定也有一个内在逻辑。在那个地方你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,它必然会呈现在你的结构里。

黑暗对我来说不是个贬义词,而是一种深度。中国最近几十年的一个重大工程,就是“亮化”黑夜,每个城市都想亮化黑夜,好像黑夜是一种耻辱似的,以为现代化必然什么都是亮的,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,黑夜已经不自然了,光明不仅仅是一种隐喻,而且要成为事实,这是许多城市设计者的想法。用人工的灿烂和大地的黑暗对抗,这种现代化是很不自然的。我并不反对现代化,但我反对这种主观的、不自然的现代化。中国今天流行的是没有世界观的、玩世不恭,仅仅热衷表现自我、聪明的写作,我的写作不同,我通过《印度记》表达的是我对世界观的思考。这种思考也许很笨拙,不合时宜,但是我在怀疑,我也许有点哈姆雷特。

 

唐不遇:作为一个诗人,你的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热烈,特别有诗意。你在书中表达了对印度的热爱,这种热烈的情感一直贯彻在你的行走中吗?

于坚:在这之前我也写过东南亚其他国家,如老挝、柬埔寨、缅甸、越南、泰国。我出版过一本关于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书《众神之河》。我比较崇尚“道法自然”这种古老思想,对那种比较自然纯朴的世界特别喜欢。我到印度后,发现它还没有被现代化“亮化”,淳朴自然,一种下意识的、由衷的、来自身体的喜爱,贯穿了我的印度之行。我和顾彬也聊过印度,他很不喜欢,他的身体不适应。虽然印度的风俗我也有不适应的东西,但这些东西是次要的。印度与我少年时代的故乡相似,在印度我重新感觉到了那个过去的世界,唤醒了我的回忆,内心有一种喜悦感。如今在昆明,故乡已经完全消失了。我最近有一首诗:

 

故乡

   

从未离开  我已不认识故乡

穿过这新生之城  就像流亡者归来

就像幽灵回到祠堂  我依旧知道 

何处是李家水井  何处是张家花园 

何处是外祖母的藤椅  何处是她的碧玉耳环

何处是低垂在黑暗里的窗帘  我依旧知道

何处是母亲的菜市场  何处是城隍庙的飞檐 

我依旧听见风铃在响  看见蝙蝠穿着灰衣衫 

落日在老桉树的湖上晃动着金鱼群  我依旧记得那条 

月光大匠铺设的回家路   它最辉煌的日子是八月十五

就像后天的盲者  我总是不由自主在虚无中

摸索故乡的骨节  像是在扮演从前那些美丽的死者 

 

2009828日星期五

 

唐不遇:在印度,你任何时候都是以中国为背景来观察的吗?

于坚:那也不是。我在印度没有观察它。我的观察是在写作过程中通过回忆和思考来呈现的。在印度,我首先是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玩,它没有其他国家给你造成的人种、语言、文化、物质的紧张感、压迫感,非常亲和、自然,人和人很容易相处,不像你去欧美,一进海关就会被预设为恐怖分子、企图移民什么的。印度没有那种浅薄的优越感。

 

唐不遇:印度的好玩具体体现在哪里呢?

于坚:加尔各答很好玩。它虽然是个城市,但是有很古老的街道,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,到处是小商店、小贩,乱哄哄的,你可以在街上逛荡,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。那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喜欢的街道,充满人性,生活和艺术同时呈现。它完全是个生活的城市,不是为了某种观念建立。人们觉得怎么生活好,就怎么生活,没有人管你。无论怎样的生活方式,都不会被人嘲弄和鄙视,许多流浪者背着行囊走来走去,席地而睡,那是他的生活,没人会要求你必须和我一样。在那里物质生活的质量并不重要,人们重视的是和神的距离。而在中国,只有一种生活方式是正确的,这种观念影响到所有人,你必须住大房子,必须有汽车,必须有钱,必须讲普通话……要不然你这个人就是失败的,要被淘汰的,令人压抑啊。

 

唐不遇:印度有城管吗?

于坚:我感觉没有。你想在哪里摆摊,没有人管你。但是混乱中呈现出人性的自然秩序,大家彼此相爱,尊重,谦让,敬畏不在场的神灵,因此也其乐融融。

 

唐不遇:加尔各答和瓦拉纳西除了占据《印度记》的开头和结尾,也花费了你的最多的笔墨和镜头。在你行走过的五个印度城市中,你对这两个城市感情最深吗?

于坚:是的,这两个城市是让我感觉最强烈的地方。德里和孟买也许也有感觉强烈的地方我没有去,因为太大了。加尔各答整个城市都是狂欢节的感觉,瓦拉纳西也是如此,每天你都处在过节的气氛中。

 

唐不遇:是不是还因为加尔各答有泰戈尔,瓦拉纳西有你一直向往的恒河?

于坚:瓦拉纳西是恒河上一个经典的圣地,它本身就有一种强大的魅力。但是加尔各答,我完全没有想到竟是那样一个地方。它是亚洲最著名的城市之一,甚至被和上海相提并论,但我觉得它和上海简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我也会在上海的那些古老的弄堂感受到很强烈的东西,但它不像加尔各答那样,那种感觉是铺天盖地的,到处是古老的世界,到处是那种空气,现代化的东西在那里反而是非常零星的,不是主要的,完全反过来。传统的世界今天在上海只是一些碎片,一些残山剩水。上海完全是未来主义的城市。而加尔各答不是。过去在那里是非常强大的,未来反而显得好像很丑陋。

 

唐不遇:你怎么评价印度的诗歌?

于坚:在书中我有一段写到泰戈尔的诗。我在19岁读到他,对我有巨大的影响。但我觉得他的诗在青年时代读比较好,不能满足我现在的阅读经验。我现在更喜欢与个人经验有关的诗,而他主要表达一种宗教经验。

印度诗歌受到的都是宗教的影响。我很少看到印度的现代诗,泰戈尔的诗对我来说就是印度最现代的诗了。我也不知道印度有没有现代诗,也许有吧。

 

唐不遇:也许是因为印度不大关心现代,更多停留在过去。

于坚:也许有关系。泰戈尔对欧美现代诗是很不以为然的,他谈到艾略特、庞德等人的诗,完全是老人教训小孩子的口气。印度人我觉得好像没有现在与过去的这种意识,都是幻觉。过去就是现在,现在就是过去,我觉得他们玩苹果手机与在神庙里摆放贡品是一样的。都是现世的东西,无足轻重。

 

唐不遇:你喜欢印度古代诗歌吗?

于坚:读过印度的古诗,金克木翻译的,不能说非常喜欢。它有箴言的性质,哲理式的启发。

 

 

 现代不是一个物质概念

 

     唐不遇:你说“贫穷不是愚昧的结果,而是选择的结果”。你怎么看现代和贫穷的关系?

于坚:“现代”并不只是一个物质概念,未必贫穷就不是现代。现代也可以是精神概念。有些人可能非常富有,但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原始的。发展就是硬道理,被理解为只要能富起来怎么干都行,硬道理,完全没有底线地掠夺资本,这种富起来实在是一种愚昧野蛮的表现。离现代文明非常远,这种不择手段的拜物教依靠的是丛林法则,丛林法则不是一种最野蛮的法则吗?

在印度有很多贫穷的大师,他们忽视物质,但是被顶礼膜拜。古代中国也是一样,那些古代的高僧,那些伟大的诗人,包括孔子最伟大的学生颜回,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去致富,而是保持低调消极的生活,以获得精神的富足。在古代中国,我们歌颂这样的人是伟大的人,是圣人,而不是叫花子,今天的世界观却完全颠倒,我觉得非常可怕。谁还敢以居住在刘禹锡那样的陋室而自豪?

 

唐不遇:你觉得今天我们可以从印度学到什么?

于坚:过去我们只能从印度取经,交通不便,取经是神圣的事业,但今天,你可以直接去那些经文诞生的大地,它就不仅仅是纸上的经文了,是一本活在时空里的书。印度最令我觉得非凡的地方,就是那些古老的经书中所描述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。在印度的很多地方,人们还像几千年前那样生活。为什么他们要像过去一样生活?他们疯了吗?也许在许多高度物质化的中国人看来就是如此。但我觉得印度给了我一种启示:有益生命的、能够让我们有意义地度过一生的道路不只有一种,有很多种;世界观不只有一种,有很多种。而也许我们被强加的世界观,并不是最适合我们生命的世界观。

 

唐不遇:在《印度记》中,“神”是重要的描写对象。你以前的文章和诗也经常提到“神”。在21世纪,电子化、碎片化、全球化的今天,神到底意味着什么?对你的意义何在?它和过去有没有什么变化?

于坚:简单地说,神就是某种不可知,就是对不可知的敬畏。西方达尔文主义那一套在中国比它的起源地更疯狂,人简直是牛逼得一塌糊涂,什么都可以干。但是当一场大地震来临的时候,人和古代的人一样,都回到了原点,你依然处于孑然孤立之中,你依然会发现有比你更强大的、不可知的力量在控制着你,你还是控制不了天!人是不能胜天的,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,什么可以做,什么不可以做。今天中国生态的恶化,环境的破坏,和这种无法无天的,没有敬畏之心的,无限制的物质满足有巨大关系。

 

唐不遇:除了“神”,你在书中也写到了“祖国”这个词,谈到祖国观念在印度的自然和在中国的变异。

于坚:中国最近60年,国家意识形态太强大了。在印度,国家观念很弱,族群、宗教的观念更强大。祖国是个历史、传统、故乡和血缘的概念,国家是个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概念。在现代社会,我们当然知道国家是什么,但它和祖国完全不一样。作为诗人,我是属于祖国的,我来自历史和时间。作为一个公民、现代人,我服从国家。但国家永远不能取代祖国。祖国,祖国,强调的是“祖”,是祖先传下来的国。

 

唐不遇:在《印度记》中,你多次引用奈保尔的经典作品《印度三部曲》。印度是奈保尔的祖国,他批判印度是混乱的“幽黯国度”,是“受伤的文明”。作为热爱印度的外国人,你并不认同他的观点。

于坚:我认为奈保尔是一个西方式的知识分子,他的现代迷信使他根本受不了他的祖国的传统、无序、贫穷和肮脏。他属于某类将现代理解为一种可以量化的生活公式的现代人。持奈保尔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,他们是时间的宠儿。像我这种人可能是一种唱挽歌的人,会越来越少,最终消失不见,但我并不为此而感到悲伤,因为确实需要有些人为历史唱挽歌,否则文明就没有深度。其实从艾略特的《荒原》开始,世界现代文学就与现代化背道而驰,它们是唱挽歌的,无论卡夫卡、乔伊斯都是唱挽歌的,这与中国五四以来的写作不同,未来主义是主流,故乡批判是许多作家的主题。奈保尔那样的世界观会越来越强大,这种历史趋势是无法阻挡的。但是奈保尔们的写作永远不会有托尔斯泰、陀斯托耶夫斯基那样的力量。如果文明只有未来,只是一种奔向未来的东西,那么文明永远是肤浅的。对诗人来说,这种文明是没有意思的,没有价值的。我也知道,我只能说,世界啊,请你让我稍微悲伤一会儿。

 

唐不遇:你什么时候看的《印度三部曲》?

于坚:在去印度之前就看过一遍,写《印度记》时又看了一遍。

 

唐不遇:那它有没有对你有启发的地方?

于坚:当然有。奈保尔的《印度三部曲》其实是非常好的书,比他的小说还好。你要了解印度,就必须看奈保尔。他有很多给我启发的东西,只是在那方面我有另外的看法。贫穷和肮脏是存在的,是深刻的存在,关键你怎么看这个东西。如果你从一种现代文明的角度,比如城管局的角度,你在印度简直一秒钟也呆不下去。而从历史、文明、诗的角度来讲,那是一种存在。

 

唐不遇:你在书中还提到另外一个人,费里尼。一次是开头,说旅馆的早晨像费里尼的电影开场;一次是临近结尾,说“在恒河上看,瓦拉纳西就像费里尼的电影”。为什么印度会让你想起他?

于坚:因为在我最喜欢的电影大师里,费里尼最能拍出那种道法自然的电影。他晚年回到了公共汽车上。也许他的意思是他回到了那种缓慢的时间中,他说他重新听到普通人在车厢里说话的声音很激动。我去印度也是一样,某种从高速列车上走下车的感觉,慢下来了,世界慢下来了,你不用再担心被抛弃或者没座位了,大地是如此地安详而辽阔。印度对我来说是一种世界观,它是一种活着的哲学。当我写到它的时候,实际上是在引用一本大地之书中的段落。

 

 

 

倒塌的庙依然是神灵的土地

 

 

唐不遇:请谈谈你对印度宗教的感受。

于坚:印度的宗教,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多元的包容,各种各样的教派都可以在同样的地方拥有生存空间。这些教派不是微不足道的,而是有巨大的根基、历史和力量的教派,甚至成为政治上的控制者。即使有些教派之间剑拔弩张,甚至冲突,但还是可以在印度并存,都在那个空间里面。宗教的后面是生活方式,每个教派所影响的历史、生活方式都不一样,这使得印度世界丰富多元。在印度你无法同质化,不像今日中国从南方到北方都是一个模式。  

宗教也是一种生活风格。

不管各个教派存在什么样的形态,敬畏感是一样的,所有人都相信神灵、敬畏神灵,这意味着有很多不能随便侵犯的东西。你尊重自己的神灵,也要尊重别人的神灵。得罪别的神灵,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类似在中国趁你半夜不在就把你家拆迁的事情,在那里是不可想象的。这是得罪神灵的。

印度有很多古老的神庙,它已经完全倒塌,甚至连祭祀的人也没有了,但没有说就把它推掉,那依然是神灵的土地啊。这让我非常震撼。反过来说,它在某种意义上对现代化想把整个世界同质化的野心,造成了巨大的障碍。神灵是高于现代化的。

 

唐不遇:印度人会消费宗教和神庙吗?

于坚:没有。我觉得印度人去神庙,就是回家。不是通过祭祀的仪轨来获得现实的好处。中国有些人做坏事后,就去庙里烧个香,回去继续做坏事。这种烧香拜佛只是迷信而已。印度和中国不一样,神灵是他们生活世界的领袖,他们的宗教不是实用主义的。而中国所谓的这种烧香拜佛,不是宗教,只是功利主义的一种迷信形式而已。自己没有能力达到的事情,就借助迷信,以为神灵会帮助你不劳而获。

 

唐不遇:在印度的众多神祇中,佛陀对中国影响巨大。这次你也特地去了释迦牟尼的觉悟之地迦叶。你对佛陀有没有特殊的感情?

于坚:佛陀在印度并不是唯一的神,只是众神之一。我相对更喜欢印度教的神,因为佛教有一点模式化,而印度教的神更亲和,更有人间气息,同时又有远古气息,有巨大的神秘感,那种神秘感是会使我恐惧的。

 

唐不遇:湿婆是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,你喜欢湿婆,是不是因为他兼具创造与毁灭,正好切合你的黑暗与光明一体的诗歌观念?

于坚:也许吧。在印度,我觉得我觉悟了很多东西,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影响。我从印度回来后,在写作上有了新的领悟,这篇《印度记》的文体,我很多朋友非常喜欢,非常震撼。与我过去散文的那种明确、冷静、就事论事的写法不同,更有在场感,仿佛天马行空,把过去和现在,说理、叙述、回忆、现实、狂欢、戏谑都混在一起,营造一种强烈的现场感,让读者在阅读时好像被领到一个场,引向那种狂欢的感觉。我的一位画家朋友马云给我发短信说《印度记》“强烈的切分节奏,自由的变奏转换,就像爵士乐。以当下开始最终转释出一个彻底‘无’的世界”。

 

唐不遇:你说“我一直梦想着喝恒河水”,在以前的《癸未三峡记》中,你也带着崇敬写到“印度人在黄金曙光中进入恒河沐浴的情景”。在瓦拉纳西,你特地喝了一口恒河水,又在恒河中沐浴了一回,了却了一桩心愿。然而你在汪洋恣肆的《印度记》中,对这么重要的体验,却没有浓墨重彩地写,基本算是一笔带过。为什么?

于坚:我觉得太强调这些东西,就显得有一种“我比你较为神圣”的感觉。有很多写旅行的文字,特别喜欢把自己写成一个探险家,一个有着非凡胆识的人,我不喜欢这个东西。如果细究起来,我的有些事情也可以说很冒险、很传奇,比如说我在德里一个人打摩的出去,一句话都不通,把我要去的地方写在纸上,司机看不懂装懂,把我带去另一个地方,差点回不来。这些经验非常奇妙,胆子比较大的人才敢做的。但我尽量把这些事情抹去,我不想把读者引向猎奇。

 

唐不遇:虽然语言不通,但我觉得你在那里了解得非常详细、详尽。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告诉你的?

于坚:这是我观察到的。你把你看到的写下来就已经够详尽了。重要的是看见。细节会告诉你一切。我以前有一句话,看见世界比想象世界要困难。如果你照着观念去看,你可能看不见。比如你到了印度,你就去泰姬陵,你认为泰姬陵就是印度,那是旅游观念告诉你的。我没有那些观念,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印度,我都在看。我也会去许多一般的旅行者不会去的地方,自然而然就去了,一个村庄,一个街区。我打的去某处,结果被带到另一个地方,我发现这个地方也很好玩,不一定非要去原定要去的地方,这叫不执。

 

 

 

 

我要拍出大地和生活的力量

 

 

唐不遇:作为一个当代诗人,你怎么看待行走的意义?

于坚: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过去的文人传统,也是世界很多诗人的传统,行走可以获得新的经验,也可以和你过去曾经有过的经验展开对比,升华出对历史的认识。在一个世界全面开放的时代,如果你只呆在一个小地方,很可能很多都是井蛙之见。尤其在中国,这个世界是不是像传媒告诉你的那样,你应该自己去看。

李白、杜甫都是行走之人。李白一生都在路上,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,从没有停下来。我深受他的影响。不同的就是,如今交通工具的发达,使你可以去到世界任何地方,这会影响到写作根本不同,因为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李白可能更多看到山水,而我会看到一个个城市、贫民窟、火车什么的。

 

唐不遇:现在人和古人的行走是不是有些差别?

于坚:古人行走更像侠客,需要强大的体魄,还要会武术,他们在行走中常会遇到危险。别看陆游写梅花,什么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”。有一次他在路上行走,道路被一头小老虎挡住,路人都非常害怕,而他走上去把小老虎扭翻了。他就是侠客式的人物。而现代诗人、文人已经很虚弱,可能他们在行走过程中,更多是在思考,是一种阅读式的行走。现在的行走者需要对历史和知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储蓄,在行走中才能知道过去的世界是什么样;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之间要有一个对比,才能建立起你的世界观。

 

唐不遇:这个时代是不是已经不存在纯粹的行走者了?

于坚:每个人情况不一样。我40岁前的行走还是古代式的行走,很少坐汽车,去大部分地方都是走路,跋山涉水。现在虽然交通发达,但我到一个地方,走路的时间还是很多。我是不开车的人。我生活中第一是走路,第二是骑自行车。我走路非常快,很少有人可以走过我。我养成了行走如飞的习惯。

 

唐不遇:你在印度有没有碰到比较有意思的事情?

于坚:这次去印度,我除了带上已经用了十年的莱卡傻瓜胶片机和许多黑白胶卷,还买了一个莱卡数码相机。以前我不相信数码相机,这次我决定试一试。在尼泊尔的一个圣地,遇见一个苦行僧,白发苍苍,拄着个拐杖,从高高的山上走下来,仿佛神仙下凡,我有一种神灵显现的感觉,产生了欲望,一定要把他拍下来。我用莱卡数码相机咔嚓按了一张,还担心那张没拍好,内心欲望很强烈,又按了一下,结果相机卡住了,不能用了。这不是敬畏,是亵渎神灵、贪心呵。后来回到昆明,我拿相机去修,他们打开相机后告诉我,相机里用502胶水粘过!数码相机不能用了,那我就用胶片机拍,胶卷不够,到处去买胶卷。在尼泊尔的巴特岗,卖胶卷的相馆只有三家,每个店只有两三个胶卷,有的还是过期的,都被我买下了。因此,我的照片有很多都是用“最后的胶卷”拍的。我也在北京王府井的中国相馆也买过两个最后的公元牌胶卷。我永远记得那位店员笑眯眯地说,只剩最后两个了,都卖给你。他的表情如释重负。这是非常悲伤的事。我用胶卷拍照片,已经拍了三十多年。如果从隐喻的角度来讲,那也是光明的到来,黑暗的终结。很有意思。

 

唐不遇:你为什么喜欢摄影?

于坚:摄影给了我一种神秘感。上世纪70年代我就开始摄影了,但那时我没有相机,只是借个相机照着玩一玩。1980年我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,父亲买了一台相机作为给我的奖励。那时没有冲胶卷的地方,必须自己冲,底片要通过药水,图像才能现出来——我非常喜欢这个神秘的过程。

另外我也特别喜欢看世界。观察世界是我天生的毛病吧。小时候我外婆说我眼睛比较尖。我和世界的关系是用看,而不是用听的,看见世界比想象世界更困难。看比观更困难,人总是被观控制着。而在中国文化中,从宋以后,看就越来越退居次要了,存天理,灭人欲,观越来越强大。特别到了文革,主义观念先行,完全不顾事实本身,虚构变成了主流。什么东西都是虚构的,未来主义就是虚构蓝图嘛。不管蓝图在现实中是否可能,削足适履,一刀切,许多所谓的现代化就这么搞。

 

唐不遇:对你来说,诗和摄影的关系是怎样的?你觉得什么样的照片才是一张好照片?

于坚:我觉得摄影和文字的核心都是诗。诗或许是只能用语言或某种艺术形式去表达的那种不可言说的东西。它永远是一种悖论。它不可言说,你却越是要去说。而照片这种形式存在的时候,我们才能感觉到那种不可说的东西何在,但你依然没说出来那是什么,你只有通过照片和诗去领悟那是什么。这是它最神秘的地方,也是它最强大的魅力。对于摄影来说,你拍的并不是可以看见的这个部分。一幅照片,某种作者企图拍出的东西其实置身在图像之外,它是图像的看不见的延伸。但你看见的也确实就是一张照片,没什么了不起,这就是魅力。

 

唐不遇:我注意到你在印度之行中拍摄的照片,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人的照片,很少关于风景的照片,即使拍风景也会在镜头中闪现某个人影,人永远占据了一角位置。这有什么考虑吗?

于坚:我拍的就是风景。可能有人以为,风景就是大好河山什么的,但在我看来,我拍的印度车站就是风景。风景对我来说,实际上就是摄影者和拍摄对象的距离而已。我想拍出大地和生活的力量。人们生活在大地上,这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的基本的东西,我想拍的是盛着米饭的碗和它们后面的落日。比如书中最后那幅,在一片苍茫的沙漠上,远远好像有一个人站着或者走过来,那种风景是我最喜欢的。

 

2013年11月11日  载《南都周刊 》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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