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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堅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实际上,我什么都读--我的阅读史  

2007-03-28 11:58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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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我什么都读

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我的阅读史

 

   在我识字到可以阅读的时代,可读的书相当少,而且越来越少,许多东西是不准阅读或者不提倡阅读的。记得1966年的秋天,我进入小学五年纪的下学期,老师发给的课本只有一本,那就是红壳子的《毛主席语录》。另一个下午,我干的事情是跟着父亲把窗帘拉严实,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,把他青年时代的藏书全部烧掉。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?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,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,心灵被猛烈撞击。书成为可怕而神圣的东西,那个下午是一个藏在我内心的启示,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打开,令我成为一个作者。我后来明白,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。老师和大人决不告诉你他们自己真正以为有价值的读物,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失踪,要么不被提起。老师、家长、大人众口一词都让孩子们阅读规定的东西,文字非常稀罕,它们大多数是反动的,阅读它们是危险的。我父亲对他青年时代阅读过的东西守口如瓶,但我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他阅读过许多我不知道的读物。1970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,我因此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翻腾他的各种秘密,我找到一个笔记本,那是他阅读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的笔记,我大吃一惊,他的只言片语显示他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,但没有任何西方文学的迹象。因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不多,所以我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什么都读的习惯,报纸、油印的反右材料、从百货大楼飘下来的传单、关于缝纫机使用的说明书、赤脚医生手册、新华字典、小人书、大字报、招牌、启示、标语、通知、小字条、地下流传的禁书、领袖语录、鲁迅全集(他是唯一可以阅读的经典作家)、描写革命斗争的当代文学、厕所里黄色留言、某人被红卫兵抄家搜出的日记、文件、枪毙犯人的布告……有一次开会的时候,我看到地上有半张废纸,上面印着一段关于景泰蓝的制作的文字,朴素而具体,汉语的抒情传统中很少有这样的文字。多年后,我才知道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。我的阅读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候,只要文字出现。那时代读书就像乞丐一样,你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,碰到什么读什么。我经常以为,世界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本,很快就要被读完了。

那个时代对文字的大面积封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,我被我的时代培养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读者,并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冲动,文字被时代赋予一种神圣的英雄和叛逆的气质,在别的时代,例如今天,我也许根本不会写作,因为文字的获得和产生以及发表是如此的便宜。我那时代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青年,与文字的被囚禁有很大的关系。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叛逆。那时代没有书架,书藏在时代的黑暗中,藏在床底下、墙缝里、某人的隐私里,你得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气,你心中得有光,你才可以多少阅读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。说到与众不同,人们都以为是少数,其实那是汪洋大海。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读者的话,你得做一个十倍的读者。根据文学史或者导师开列的书目按序就班、由浅入深地阅读是不可能的,你只能碰到一本读一本,而且经常要力挫群雄,因为读物太少,而秘密读者太多,一本禁书偶然出现,如果你不手疾眼快抓到手,书很快就遁入黑暗里去了。我十一岁的时候碰到了狄更斯的《匹克威克外传》,当时这本书已经被拆散,被少年们叠成一种方块的玩具,我打开来看了几段,完全不知所云,只是上面的插图,那些侏儒怪人令我好奇。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西方的书。几个月之后,我忽然得到了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,外国名字非常难读,就像西药的名称,但我最后适应了,居然读完了它,并喜欢上了外国文学,我发现外国文学有思想,而中国文学好玩,中国文学可以做小人书,例如《三国演义》,但《父与子》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在一个同学的哥哥那里,我看到了郎费罗的《海华沙之歌》,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的西方诗歌,我不喜欢。忽然在另一天,斯宾诺沙的《伦理学》落到我的手中,艰深晦涩,怎么办,当然要读,我手中只有这一本书。忽然,《唐诗三百首》出现了,毫不犹豫,全部背下来。而下一本书,是《中州集》。忽然,我看的是《茶花女》。忽然,看《九三年》,忽然,《红与黑》,忽然《左传》、忽然,背诵普希金的《致大海》,忽然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忽然《草叶集》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激情……1975年的夏天,我阅读的是《古文观止》和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》。1976年,我阅读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。那时代书少,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,每一本都是经典。我阅读到的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名作者集团写下的,罗兰·巴特说“作者之死”,那时候并非什么哲学上的深刻或写作上的策略。许多书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,一本书有时候会经过千人之手,首尾署名都已经不见了,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,好看的书就越传越远,不好看的书就自动消失。因为传经多人之手,封面扉页早已不知去向,而且有时候也故意要掩饰书名,把《复活》换成《物理学》的封面,把《基度山恩仇记》蒙上牛皮字,另取个书目,例如准许公开阅读的《艳阳天》。作者的集体死亡令作品们享受了莫大的光荣,鲁黎、艾青、徐志摩的诗歌与李白、杜甫、莱蒙托夫的诗歌一起在无名中秘密流传。伟大的作者是不怕作古的,“作者之死”使古代的书成为当代的书,令当代的书成为古典的书。文革禁锢了文化,它也考验了文化,什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,那时候就是。老天有眼,把最经典的文字留下来。许多书的文字版本消失了,却成为口头流传的故事,我记得那时候我曾经借到巴尔扎克、托尔斯泰的作品,自己看罢还掉,又讲给工厂里同车间的人听。把自己看过的书,讲给没看过的人听,是一种风气。《中锋在黎明前死去》是谁写的,我到今天都不知道,我是在某个下午听木匠老邱讲的。(百度了一下,是阿根廷现代著名剧作家奥古斯丁·库塞尼的作品。)那时候社会上有许多地下的故事大王,讲的都是世界名著。对书的禁锢,结果是最好的书留下来了,消失掉的反倒是平庸的东西。奇怪的就是,我从来没有读过琼瑶、韩寒之类的东西,今日许多作者深受其害,那时代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地下流传的资格。到1980年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,看老师开列的经典书目,惊讶的是绝大部分我已经在地下读过了!而当年给我看这些地下经典的人,并非什么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人士——例如写作《西方正典》的哈罗德·布鲁姆先生。谢天谢地,他开列的作家我都读过。——选择了这些经典的只是些民间社会的草根人士——店员、锻工、搬运工、司机、病退的知青、大众浴室里修指甲的、钟表匠、木匠、售票员、业余风景画爱好者、拉小提琴的、歌手、医生、会计……等等。

那时候读书,每一本都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,而且还要做大量的笔记,把书里面的格言抄下来,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格言今天可以直接拿去出版。把整本书抄下来的事情也是有的。1975年的一天,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,他手里拿着两本小书,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,我要过书来看,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《飞鸟集》和《园丁集》。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。翻开看,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,读了一段,“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,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”,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,读到这样的诗句真是令人血肉横飞,黄金在纸上舞蹈!定价1角5的书,他要卖三元,翻了20倍!而我一月的工资才15元,我买下了平生第一本最贵的书,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,怕被人抓起来,那书上全是反动言论!自己看完,立即给朋友秘密传阅,大家都喜欢得要命,就决定复印,买蜡纸、刻蜡版、用老式的油墨滚筒油印机,秘密印了十二本。我相当幸运,当我21岁的时候,泰戈尔来了,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。我可没有在这个年纪去读什么汪国真。

图书馆到我18岁的时候才重新开放,那是1972年,书很少,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。1972年到1974年的很多时间,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,我那时在昆明一个工厂当工人,工厂经常停电,一停电我就跑图书馆读书。我这是受了《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》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的影响,在70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,我游泳、登山、步行,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。冈察诺夫的《奥勃洛摩夫》令我接受了“生活在别处”的思想,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“末庄”没有到巴黎去,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,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“延安”来召唤我。这种从诗人波德莱尔、兰波开始的先锋派意识形态一直贯穿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主题中,包括卡夫卡、加谬、贝克特、鲁迅和巴金的作品。这种先锋派文化的根源其实依然是基督教思想,把故乡世界说成黑暗吃人、荒谬的地狱。米兰·昆德拉是这种文学主题的第一个怀疑者。我在80年代的某个时候阅读了他的作品,当然不再是秘密的阅读。伟大的文学骨子里都是叛逆的,这是教育的一个永远的尴尬,教师们教育孩子《红楼梦》的伟大,但一旦明白了《红楼梦》,孩子们对“大观园”所象征的主流文化的反抗也是无可避免的。1966年的主流文化明白这个道理,它采取的办法是禁止阅读。中国今日的进步在于,它重新允许人们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,它当然也知道《麦田守望者》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统教育的叛逆。而李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形象。

1975年我阅读了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这部书有四本,用牛皮纸包着,只给我看五天就必须归还。它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,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下的,我就是一个约翰·克利斯朵夫!我受这书的影响很多年扮演着一个孤独、高傲的个人奋斗的英雄。“献给各国受苦、奋斗、而必胜的自由灵魂”“创造,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欢乐”“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”。我的生命里总是响着约翰·克利斯朵夫的声音,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上升,”一个人要成为明白何谓写作,看过这开头的一句也就够了。

我要提到的另一本书是在1990年的冬天阅读的波普尔的《历史决定论的贫困》,这本书也许在人类思想史上并非最伟大的,但它对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进入那些更经典的思想至关重要,这是一把钥匙。

那时代我的阅读活动主要是读“写什么”,而不是读“如何写”,阅读“写什么”是一种在存在中的阅读,而阅读“如何写”则是局外人的阅读,已经把作品对象化了,这是批评家和大学中文系的阅读方式。这种阅读相当功利,它其实是“读者”之死。

什么都读,这其实中国式的阅读,读书不求甚解,就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其实是什么都读的,读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取,主要是一种修养。什么都读,使我没有成为今日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。我读了一切,成为一个文人,而不是知识分子,非常庆幸。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,前者是修养,后者是知识就是权力。

1979年,昆明出现了公开的民间书市,地下的书现在来到了地上,那是我阅读史上的辉煌节日,那些书不是买卖,而是交换,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拿来换没有读过的书。白天换书,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。我换到了《欧根·奥涅金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夏都勃里昂,他的书是令我朦胧地发现了故乡云南的自然世界。读书人的黄金时代,读书人就像圣徒一样热爱书籍,真正地、狂热地阅读它们。我经常听到悬梁刺股的故事,这一点都不希奇,许多书,我是在煤油灯和蜡烛下读完的,在我青年时代,电还是比较时髦的东西。

  然后,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,书籍成为工具。作者复活,作者的获奖与否、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。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,也是“读者已死”的时代。

有句老话说,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,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,哦,我正是这个人。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,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,她刚刚当了祖母,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,她还是少女,两个人见面,还会脸红。

2007-2-24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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